这些年，我已不大修鞋。坏了便弃，省事。
　　但巷口那个摊子，路过时，莫名的，总要睃两眼。
　　老陈坐在那儿。矮凳，旧桌，桌上散着线卷、鞋钉、碎皮子。桌腿不平，他就垫了块砖。他的背微驼，那双手，骨节粗大，指甲缝里淤着黑，是胶，是线色，洗不脱的。可你看他捏针：那般粗砺的手指，捻着一根细针，穿线的当口，竟稳得叫人一怔。
　　张阿姨说，他在这个巷口坐了三十一年。我没去查考，但那凳面，确乎塌下去一洼，不偏不倚，正合他的臀形。木头被磨出了暗红的光，像包了浆。张阿姨还说，老陈年轻时在皮鞋厂做工，后来厂子散了，他便支了这个摊。那年他三十六，今年六十七。
　　一回下雨，我躲雨躲到他旁边。一个后生拎着皮鞋来，鞋跟磨歪了，说要换个新的。老陈接过去，拇指摁了摁那偏处，又翻过来瞅瞅鞋底，没吭声。从桌下摸出一块牛皮掌，比了比薄厚，又搁下了。
　　“不用换，”他说，“补补就好。”
　　后生不悦：“换个跟能有多大事？我赶时间。”
　　老陈不再搭腔。捏起一把小刀，沿着鞋跟边缘慢慢削。那动作极轻，仿佛在剥一枚果子的皮。削平了，又从牛皮掌上裁下一片薄皮，刀尖将边缘削到几乎透明。抹胶，贴合，小锤轻敲。笃、笃、笃，每一下，都落在同一个点上。最后砂纸打磨，吹掉碎屑。鞋跟好了，薄了一层，却平展展的。
　　“好了。”
　　后生接过去，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又用手去摸那修补处。穿上走了两步，停下，又走两步。不言语，掏几张零钱搁在桌上，撑伞走了。
　　我问老陈：“你何不给他换个新的？省事，还能多收几个。”
　　他头也不抬：“能补就补。东西嘛，能用就别扔。”
　　这话我听了，不知怎么接。可心里头觉着，他说得在理。
　　后来我又去过几回。不是修鞋，就是路过站站。我发现上了年纪的人来找他，都不急。有个老汉拎着一双解放鞋来，鞋帮磨破了。老陈说能补。老汉说：“不急，你慢慢弄，我坐这儿晒晒太阳。”他便真的坐在旁边的石墩上，眯缝着眼，晒了半个钟头的太阳。
　　后生们不一样。催，嫌慢，有的听说不能换新底，扭头便走。老陈从不拦，也不分辩，只低着头，缝他的鞋。
　　他缝鞋时，线走得极密，每一针都从同一个孔里过两遍。张阿姨说那叫“双回针”，比机器缝的还牢靠。我问他可是真的，他难得一笑：“反正没见谁穿开线了再来寻我。”
　　那把锥子，手柄磨得油亮，一看便是用了多年的。他拿锥子扎鞋底，总要先在蜡上蹭一蹭，再扎。那动作极慢，却每一下都扎得准。
　　我想起那张凳面上的凹痕。三十一年，一日坐一回，也有一万多回了。他大约不是在数日子，是日子自个儿将他坐进了木头里。
　　如今，修鞋的人稀了。坏了便买新的，多省事。可老陈偏执拗于修修补补，仿佛这世上所有急急慌慌要弃掉的东西，到了他手里，都慢了下来。
　　新的总被人撵着买，旧的常被人嫌弃。只是而今，肯坐下来候一双鞋修好的人，越来越少了——有时我想，这世上总得有人做着这种“不合时宜”的事吧。不然，那些缝缝补补的日子，就真的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