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堂屋那张老方桌，我记了四十多年。那桌子是父亲当年从后山伐了两棵老栲木，亲手打制出来的。桌是赣东北常见的普通八仙桌，桌面平实，呈现出木质原生的纹理，四条腿却因为家里的泥巴地，永远摆不平。吃饭的时候，常有一条腿悬着空，得找块石子或者碎瓦片垫进去，晃一晃，再压一压，勉强能稳住，但用餐时稍微用身子靠一靠，桌子还是会摇晃，碗里的汤粥会洒出来。父亲试过很多办法，换过不同大小的石子，把地刨平，甚至修过桌腿，可过不了一个月，屋里潮气一泡，地面又软塌下去，桌子有时依旧歪着。母亲望着方桌，眉头紧锁，只是每次端菜上来更小心了。那时候我还小，不理解其中的尴尬与别扭，反而觉得摇来晃去很好玩。
　　父母亲那辈人，穷是刻进骨子里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全靠生产队的工分分粮，我家八张嘴（后来变成七张），全靠父亲一个人以木匠手艺换工分维持。工分永远不够，粮食永远不够吃。家里的泥巴地面，坑坑洼洼的，即使大晴天，走起来鞋底上总是粘了一层又一层厚厚的湿泥，像是咬人不放的蚂蟥，甩也甩不去。仿佛《长征》电影里红军穿着草鞋过沼泽地，我们兄弟姐妹总是有人滑倒，何况是那张方桌？不平稳，日子也就那么过了。为了节省点，母亲常常用南瓜或红薯夹在米饭里煮给我们吃，以至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听说要吃南瓜饭和红薯饭，我的胃总会条件反射地翻出酸水来。父亲每天天不亮就会挑着一副木工担上户，天黑透了才回来，手指上刀斧划过的痕迹叠叠累累。可就算这样，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还是得去隔壁邻居家借粮。而那时候父亲做的最艰难的抉择，就是让大哥放下读书念头安心当农民。
　　当时，除了咿呀学语的弟弟妹妹，我五岁，三哥七岁，二哥九岁，大哥十一岁。我不知道，面对一连串出生的我们，父母是怎样的欣慰与揪心。都是要读书的年龄了，看着别人家的娃背着个书包去上学，父亲坐在那张垫不平的方桌边，整夜整夜地抽着旱烟。有一天，大哥拎起一个布袋吵着要去读书，父亲竟大声对大哥吼起来：“读什么读，你老大，留在队里挣工分！”记得那天大哥把布袋摔在方桌上，桌子晃得厉害，碗掉在地上摔碎了，一块碎瓷片扎进了大哥的脚脖子，流出的血把地上的泥巴染成了暗红色。大哥如突然瘪下去的气球，蹲在地上呜呜大哭。父亲别过脸不去看他。母亲坐在灶台边抹眼泪，一句话都没说。可哭后又怎么办呢？从那天起，大哥就扛起了比他还高的锄头，每天跟着村里人下地，手上的茧子跟大地一样厚，原本白净的脸，不到一年就晒得黑黢黢的，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庄稼汉。
　　家如浪里的竹筏，摇摇晃晃。六个儿女里，二哥十岁的时候得了痨病，面色蜡黄，整日整夜咳个不停，那钝钝的咳嗽就像是闷雷，声声撞得家里每一个人的心惶惶地生疼。农村缺医少药，唯有的一个赤脚医生也是束手无策。家里凑不出钱去城里看病，拖了大半年，人就没了。小小的尸身就放在没有墙壁的厢房的一个簸箕上，母亲趴在桌上，肩膀一抽一抽地无声哽咽。桌子还是晃，似在颤抖，好像此刻它也体会到了家人无边的悲痛和凄凉。
　　除了大哥，剩下我们四个，父亲咬着牙，硬是一个一个都送进了学校，小学，初中，高中。那时候村里小学毕业接着读书的人少，我们一家就四个，旁人既不可理解，又都羡慕父亲有本事。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每一分学费都是父母亲从嘴里一口一口省出来的，是大哥在地里一寸一寸刨出来的。我上师范那年，要出远门求学，需三十元钱作为半年的生活费，家里没有，大哥拿出自己卖木头攒了三年准备买手表的钱，放在那张垫不平的方桌上。手压着桌面，桌子晃了晃。他说：“弟，在外好好念书，别像哥一样，一辈子困在这泥巴地里。”我那时候看着黝黑的大哥，想说谢谢，可话到嘴边，什么都没说出来，只一个劲地点头。
　　日子慢慢过，矛盾就像桌子底下的石子，永远存在，隔三差五就硌得人难受。大哥只要跟父母亲吵架，必然会拿没读书这件事儿怼过去。有一年开学季，大哥突然扔掉手中的锄头，大喊着要去读书。正是生产队里出工的时间，邻居又拖又拽都拉不动大哥去出工。在一旁的父亲憋红着脸，忍不住过去刮了大哥一个耳光。大哥竟歇斯底里起来，嚷着不如去跳河算了。父亲情急，把大哥用绳子绑在木柱上，不断地拿竹枝去抽打。大哥失去理智，他红着眼睛咆哮：“你们就是偏心，我不是你们亲生吧？为什么不让我读书？为什么偏偏是我？你们就是觉得我是老大，就该牺牲，对吧？”父亲手一直在抖，嘴嘟囔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母亲看着满身血痕的大哥捂着嘴哭，满屋子都是哭声，空气仿佛凝结。我那时候已经懂点事儿，站起来想劝大哥，可被三哥一把拉住了，他冲我摇了摇头。我知道，这是我们家的死结，谁也解不开。父母不是不委屈，他们也无奈。牺牲的刀子扎在大哥心上，也扎在父母心上，谁都拔不出来。
　　分产到户后，家里稍微可以喘口气时，大哥开始跟着父亲学木工。有次在上户做工时，大哥看中了东家为他锯木料时坐马扎的姑娘。父母很是高兴，忙托了人去打听，姑娘家人总是支支吾吾的，不是嫌村庄偏僻，就是嫌大哥没文化。媒人跑了一波又一波，最后姑娘本人答应了，或许看中了大哥的手艺，或许看中了大哥的忠厚勤勉。农村那时候娶媳妇着兴争彩礼，对方要四百块钱，还要一辆自行车。那时候四百块钱可不是小数，父亲把多年攒的全部积蓄都拿出来，还是不够。结婚那天，姑娘始终不肯坐上接亲的自行车。看着越来越黑的夜色，越来越凉的宴席，父母急得几乎是捶胸顿足，眼泪是吧嗒吧嗒掉。最后邻里亲戚相借，才凑够了钱，把嫂子娶进了门。记得嫂子到家，已是深夜十二点了。事后有人问起，你们家那么多儿子，以后怎么成家呢？母亲叹了口气说：“想不了那么多了，欠老大的，这辈子总得补上一点，不然眼睛都闭不上。”
　　为了给大哥结婚，家里掏空了，看着我们剩下的兄弟一个个如到了季节的瓜儿长大成熟，父母亲不知愁白了多少头发。等到三哥要结婚的时候，家里就再拿不出像样的彩礼。三嫂进门那天，脸拉得很长，跟母亲吵了一架，说父母偏心老大，把钱都花完了，轮到她就什么都没有了。后来我师范毕业参加了工作，假期回去，跟母亲坐在院子里，母亲跟我说：“孩呀，你得好好工作。你娶媳妇，我和你爸帮不上忙了。千万别怨我们。我们亏欠了你大哥，也亏欠了你二哥、三哥，看来还要亏欠你和你的弟妹。”愁苦堆积在母亲脸上，可以拧出水来。
　　我怎么会不理解父母此刻拧巴的内心呢？那张垫不平的方桌，因为泥巴地坑洼，就像穷得叮当响的父母心里的那杆秤，天生就难摆平。父母不是不想公平，每个孩子都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哪一个不疼？可当年的穷，是横在面前的大山，你不搬来一块石头垫脚，就全都会摔下去，总得有人牺牲做那一块石头。父母一辈子都在愧疚，一辈子都在想弥补，可补来补去，不公平就难免了，心里有了疙瘩。父母能怎么办？他们就是土里刨食的农民，没有大本事，他们能做的，就是拼尽全力把每个孩子都拉扯大，能读书的尽量读书，能成家的尽量成家，可就算拼尽了全身力气，还是留了一堆亏欠，一堆疙瘩，永远解不开。
　　后来我们几个都长大了，都安了家，有了自己的日子。我住在一个小镇上，寡居的母亲却仍守着他们的那间老屋。每次回去看望母亲聊起家常，她总是感叹不已。堂屋的地面早已换成了水泥地，平平整整的，可那张老方桌，还是摆在那里。我跟母亲说，换张新桌子吧，现在日子好了，也不差这几个钱。母亲摇了摇头，摩挲着桌面说：“不换，这桌子我和你父亲用了一辈子，习惯了。”我蹲下来，像当年父亲那样，晃了晃桌子，终于平了。可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哪里不对，总觉得桌子还在晃，就像这么多年，我们家心里那点疙瘩。
　　我又想起了父亲。父亲是突然走的，走的时候，才五十四岁。他是累倒的。那天刚收割完秋季的最后一茬晚稻，妹妹的婚事刚刚敲定，傍晚，面对母亲端上方桌的一圈菜，父亲捶了捶酸痛的腰对母亲说，来点酒庆祝下吧。可就是这一小杯酒，让患了高血压而不舍得去医治的父亲躺上床后就再也没有起来，一句遗言也没有留下。母亲跟我们说：“你们的父亲生前总说，这辈子最对不起老大，也对不起你们几个，没能给你们平等的日子。”母亲叹了口气，用袖子擦了擦流下的浊泪，“他心里那个结，一辈子都没解开，觉得亏欠，觉得没把一碗水端平。”我们几个都哭了。
　　父亲去世后，大哥成了我们的主心骨。每次家里举行什么活动，大哥都是主动担当起父亲应担的责任。我们兄妹四人心里更加尊敬大哥。可叹大哥天不假年，才过五十岁就出了意外，辞离了人间！我不知道，在天堂里，大哥是否还会想起当年被绑在木柱上挨揍的情景？想起结婚那晚赌气不去洞房时父母的低声下气？他是否最终理解并体谅了父母的不易，与往事达成了和解？
　　后来弟弟做新房，要把老屋拆了，整理收拾东西时，母亲说什么都要把那张老方桌留下，说：“放在我的房间里，给你爸守着家。”我再次把目光投向那张和我们共同经历了几十年风雨的方桌：四条腿瘦瘦的，有一条明显短了些；桌沿已经腐朽，露出几块蜂窝状的纤维；桌面枯黄，斑斑驳驳，早已不见当年父亲用烟杆敲出的印痕。小时候的情景不由地浮现在眼前：在群山拥簇的一个山村，一间木瓦平房，窗口垂着一段篾席，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凌，屋内叽叽喳喳，一家人挤在一张桌子边上吃饭，父亲抿着酒，母亲捧碗稀粥，大哥弯下身子给桌子垫石片。阳光从屋顶明瓦上照射进来，落在桌面上，晃得人眼睛发花……我分明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一张垫不平的方桌，其实就是我们这一家子的命，是一代穷人家父母的命。锅碗瓢盆、酸甜苦辣、风雪晴阴，他们拼尽全力权衡取舍，但到底还是有牺牲、有亏欠。家里为摆稳一张桌子，大哥是一方垫石，父母亲也是一方垫石。现在日子好了，我们的桌子，放在宽敞的、大理石铺地的客厅里，四平八稳，再也不用垫石子，可我还是常常想起老家那张垫不平的方桌，想起桌子上面、下面的各种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