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搬家时，在五屉橱的最底层，翻出了一双用油皮纸包裹着的老布鞋。摸着这双纹理如新的布鞋，我心中五味杂陈，一股酸楚悄然涌上心头，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四十多年前那心酸又温暖的画面，在我眼前一幕幕清晰浮现。
　　那是1981年盛夏，即将中专毕业的我考完试后，便挑着一担行李回到老家，静静等待分配工作。为了能让我体面地走上工作岗位，母亲准备为我缝制一双新布鞋。那时家里经济特别困难，父亲体弱多病，只能在街头用两条长凳架起一块门板，支起一个小摊，摆上几本小人书供小孩子翻阅，顺带卖点日用杂货，主要出售物就是老鼠药，一天下来挣上两三角钱，这可是我家主要的经济来源。在我印象中，父亲身形单薄，骨子里却透着一股坚韧。母亲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田间地头总少不了她忙碌的身影。四个年幼的弟弟都在上学，正是长身体、饭量大的年纪。繁重的田间劳作和无休止的家务活，压得母亲喘不过气。她就像一只永不停歇的陀螺，拼命地转动着不能停，否则这个家便会垮掉。那个贫穷的年代，我们兄弟五人只有过年时才能穿上一双新布鞋，这双鞋要陪着自己走过春夏秋冬。为了减少磨损，暑假里我们尽可能不穿鞋，那时的脚底板厚实耐磨，能赤脚走路、爬树、下河，样样都不在话下。冬季来临，穿了大半年的布鞋前头准有一两个窟窿，只能勉强挨到腊月。过去，小孩盼过年，除了有肉有鱼吃外，最心心念念的是能穿上一双新布鞋。
　　晚饭后，吊在房梁上15瓦的电灯泡被拉亮，昏暗的灯光轻柔地洒在堂屋里。拐角处立着一只旧木箱，这是奶奶传下来的，它宛如一位历尽沧桑的老者，外表斑驳，多处漆皮脱落，露出深浅不一的木纹；箱体四角的黄铜片已氧化发黑，一把老式黄铜锁扣也没了往日的光泽，却依然守护着母亲的小秘密——那是她的百宝箱。“吱呀”一声，母亲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一摞平时攒下的各色旧布头。她用备好的一碗稠面糊，将布块层层裱糊，铺平压实成两尺见方的布袼褙，放在一旁阴干数日，就成了做鞋底的材料。袼褙干透后，母亲拿出早已剪好的我的鞋样，比照着裁出大小相合的底坯，将数层底坯对齐叠好，用面糊粘牢，外层裹上新粗布仔细包边，压实晾干，一双鞋底胎便做好了。日后的一个晚上，母亲坐在桌边的凳上，手指箍着磨得发亮的顶针，一根麻索被蜂蜡擦得光润油亮。她将麻索最细的那一头穿进钢针，用满是薄茧却依旧灵活的手指捏着针，拇指按实布层，线针扎入、旋出，带起的麻索在指间绕个小圈，再用指腹狠狠勒紧。为了减少针线的摩擦力，在针线进出的间隙，她总会把针在头发上轻轻划一下，我看得出神，这个动作很优雅，像是一场灵动的手指舞。夜深了，堂屋里只剩下“嗤嗤”“吱嘎”的拉索声，声声清脆。母亲打鞋底沉实有力，每一个线脚都深深嵌入布纹里，她就这般循着纹路，一针紧挨着一针，一圈绕着一圈，从鞋头纳到鞋跟，母爱也被纳进了层层叠叠的针脚里。待整只鞋底布层相融、针脚密布，母亲才会细细修剪毛边，再轻轻捶打至平整紧实。碎布叠成了厚底，一双千层底，便在母亲手里慢慢成形了。
　　大热天里，我双手接过带着温热的新布鞋，心里沉甸甸的。十几天后，大队书记送来了一封工作介绍信，要求我八月底前到白笏公社报到。穿着母亲做的千层底，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和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工作岗位。单位的同事下乡时，大都穿着皮鞋或球鞋，下雨天，老布鞋一踩水就湿了，根本没法再穿，我心里也觉得有些难堪。拿到第一个月工资后，我迫不及待地去供销社买了一双心仪的回力球鞋，穿上它，走起路来着风，整个人也显得格外精神。日后，我悄悄把老布鞋洗净晒干，用油皮纸包好藏了起来。因为工作调动，我从乡下到了县里，又从县里到了市里，这双老布鞋一直被我收在箱底，走到哪带到哪。岁月流转，时代变迁，款式新颖、穿着舒适的皮鞋、休闲鞋、运动鞋层出不穷，渐渐地填满了家里的鞋柜，而那双老布鞋却被我搁在了脑后，再也没想过要穿一次。
　　如今，退休赋闲的我，再次看到这双四十多年前的老布鞋，想穿的欲望一下子从心底迸发出来。可试穿了几次，却怎么也穿不进去，不知是布鞋久放缩水了，还是自己的脚早已变了尺寸，心中满是懊恼。年近九十的老母亲，耳聋眼花，常常是所问非所答。那双布满深浅不一纹路的手，如同干涸的河床；手背上的皮肤薄而松弛，似乎轻轻一扯就会裂开；指关节肿大变形，手指无法伸直，还止不住地微微发抖。这双手，再也无法为我缝制一双温暖的千层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