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清明前夕，家中总会准时收到姑妈来信。信很薄，捏在手里几乎感觉不到分量。以为姑妈本身言语不多，只能薄信一页。可这几乎没有重量的信里，究竟掩藏着姑妈怎样的心事？这成了少年时代的我内心最大的疑惑。
　　回乡定居那年的第一个清明，收到姑妈的第一封来信，见信如此薄，我便好奇地对着阳光，反复透视了一番，却始终没能窥见藏在信封里的秘密，除了一页信纸，好似并无他物。
　　拆信的事都由父亲动手，因为收信人写的是他的名字。信封上的字迹工整遒劲，一看便知出自读书人之手。父亲告诉我，你姑妈目不识丁，断然写不出这样一手好字。
　　每次接过信，父亲总是将信的正反两面看了又看，最后才启封拆口。那一刻，父亲的神情特别庄重，仿佛手里捧的不是一纸书信，而是沉甸甸的牵挂。又仿佛姑妈就立在眼前，兄妹二人借这薄薄一封信，完成了一场无声的相聚。
　　姑妈出嫁那年，家境贫寒。姑妈嫁给姑父后，便离开村庄去了南方小城谋生，一晃便是几十年。那时，父亲远在外地，连自身生计都难周全，更顾不上家中的妹妹。父亲暮年回乡，而心爱的妹妹早已客居异乡。父亲心中满是愧疚，始终不肯原谅自己。
　　姑父会做风箱，他技术好，生性温和，唯独嗜酒。我曾在姑父家小住过一段时日，他待我百般疼爱，在我看来，姑父为人极好，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始终得不到父亲的认可。后来和父亲每每谈及此事，我总爱为姑父辩解：他不过是爱喝两口酒，又有什么关系？若当年不是他娶了姑妈，姑妈会流落何方，又有谁能知晓？
　　我的话让父亲陷入沉默，可我知道，他心底的憋屈从未消散。
　　在父亲看来，自己的妹妹本该嫁给一户更好的人家，不必背井离乡，不必颠沛流离。可没想到她嫁给了只会做风箱、嗜酒如命的姑父。父亲认为这属于下嫁，委屈了自己的妹妹。
　　我不知道姑妈算不算远嫁，可她一生大半时光都在异乡度过。但她又与别的远嫁女子不同，半生漂泊，乡音不改，从未轻慢过故乡来人，更未遗忘老家地址。姑妈一生节俭，身上衣物总是洗得发白，可是但凡有落魄乡人在小城里找到她，供吃供喝不说，临走还会贴上路费，助乡人回乡。很多乡人告诉我，姑妈曾是他们当年绝境中的一盏明灯。
　　身在异乡的日子里，一封封书信，成为姑妈与故乡亲人唯一的联系。而她的信，也与旁人的截然不同。
　　父亲拆开信封，一页信纸只写有“见字如面”四个字，其中还夹着十元纸币。我这才明白，有了白纸遮挡，即便对着强光透视，也看不出信封里藏有钱。我满心好奇，追问父亲，姑妈寄钱的用处，他摆摆手：小孩子不懂，别多问。
　　20世纪80年代，十元钱已是不小的数目。那时猪肉不过七八角一斤，一张电影票八分钱，一碗面也才两角钱。对我们这个贫困的家来说，十元钱，能置办不少东西。
　　我暗自猜想，姑妈定是见我们刚迁回南方老家，家徒四壁，度日艰难，才寄钱来接济家用。可父亲拿着十元钱，悉数换成香烛纸钱。清明那日，带上我，提着祭品，去祖父母坟前焚烧。待一切忙好，父亲才缓缓告诉我：这十元钱是你姑妈在尽孝心，人回不来，心意一定要送到故乡。人间的亲情，大抵就是这样延续的，只要思念不绝，逝去的亲人便永远活在心中。
　　姑妈的清明来信，整整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后来家境渐好，父亲喊她不必再寄，她才作罢。
　　姑妈离世前几个月，我曾去探望她。见到娘家来人，她强撑着病体坐起身，眼里含泪，紧紧拉着我的手，千言万语堵在喉头，终究一句也说不出口。这一面，是探望，也是我替早已过世的父亲，见了姑妈最后一面。望着瘦骨嶙峋的姑妈，我又想起了艰难岁月里她的一封封来信，可在那样的氛围里，我终究没敢提起，当年的信，究竟是何人代笔。
　　姑妈去世至今恰好十年，想念她的时候，脑海中总会不由自主地闪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姑妈提着菜篮，缓缓地穿过小城的街巷，找到代写书信的小摊，花五分钱买一个信封一张信纸，为了节省写信的费用，她央求写信人在信封上写下故乡的地址，在信纸上写下一句问候的话即可，于是那人在信纸上写下“见字如面”四个字。姑妈再去邮局，花八分钱买一张邮票，躲在邮电局一角，小心翼翼地将平日里省吃俭用，攒下的十元钱夹进信纸，对折好塞进信封，用糨糊封好口，贴上邮票，再郑重地投进邮筒。做完这一切，姑妈站在邮筒边，默默伫立片刻，而后才颤巍巍地转身离去… …
　　如今，我也已是知天命之年，经历了生活中太多的生离死别后，好似才真正明白，当年姑妈寄来的那一封封薄信，装下的又何止是十元钱，是跨越千山万水的牵挂，也是不曾缺席的孝心，更是刻进骨血的挚爱亲情。那些无声的心意，在岁月的更迭中，教会了我何为牵挂，何为孝道，何为亲人之间永不褪色的思念。
　　见字如面，一句抵过一万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