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无井。整个村庄匍匐在地，人畜的性命，皆仰赖一公里外那条大江。挑水，是日复一日的苦役。父亲的肩膀是扁担最熟悉的驿站，无论多累，他总要在晨昏的尘土里往返数趟。木桶咿呀，倒入缸中，投一块明矾，划拉几下，看泥沙缓缓沉底，浑水才渐渐清亮。这活计风雨无阻。我曾和姐姐用木棍抬一桶水，踉跄到家，已洒泼小半。从那时起，我便憎恶那压肩的扁担，憎恶笨重的水桶，更憎恶那永远泛着土腥的、黄褐的江水。
　　一九八三年仲夏，雨如天漏。夜黑如硙，闪电撕裂长空。煤油灯将母亲的影子投在墙上。父亲和全村男人，早已像石桩般钉在圩埂上。一声崩裂的巨响猛然撞碎雨幕——那是我此生听过最骇人的声音。紧接着，哭喊与呼号从远处炸开。母亲开始低声抽泣。
　　破圩了。那年我十岁，懵懂中竟觉出一丝新鲜：水漫进村，下次取水或许不必走远。这念头多年后回想，像一根刺，扎在记忆里。
　　天很快放晴，烈日灼烧着一片“泽国”。金黄的稻浪无影无踪，堵圩的巨石被洪水拋至百米外，像一座孤零零的坟。生活必须立刻从水中打捞。父亲扛起凉床，母亲拿起镰刀绳索，走向浑水。水齐母亲肩膀，父亲蹲下，时常只露头颅。他在浑浊的水下摸索，割下沉甸甸的稻穗，母亲一把把接住，码在浮着的凉床上，捆成小小的垛。那张纳凉的竹床，成了汪洋中载满全家希望的孤舟。父亲与母亲深一脚浅一脚地将“舟”推向岸边。一个上午，收拾不了半亩。可父亲湿漉的脸上，竟有一丝平静。那是劫后余生者，开始重建一粒米、一束穗的秩序时，特有的笃定。
　　待能抢的稻穗尽量归仓，男人们上山砍竹，编成巨栅，打下木桩，誓要缝合大地的伤口。
　　被洪水延长的暑假，我们孩子用竹竿、尼龙线和弯钩缝衣针，做成钓具，终日坐在水边。一上午能钓几碗小鱼。我们快乐，也偶尔看见母亲脸上久违的笑意。浑水环绕的村庄，竟像暂时的桃源，除了肚里越来越揪心的、咕咕的饥饿。
　　秋后水退，苦役继续。清理淤泥，挖山取土，一担担夯填圩堤。号子声从霜晨响到月夜，单调而坚硬。多年后我才明白，年少的我，根本无法称量父辈眉头紧锁里的恐惧，无法想象“坚韧”二字，在一粒抢回的稻谷、一捧夯实的新土上，有多重。
　　一九九六年，一九九八年，大水再度叩门。彼时我已离乡，在城里过着另一种生活。圩堤幸得保全，但每次电话里，父母声音中那无法褪色的惊悸，都清晰传来。他们对洪水的忌惮，已如江水的颜色，浸透了生命底色。
　　而今，也浸透了我。我不再憎恶那江水。我终是懂了：我们曾厌恶的赖以生存的，我们曾恐惧的誓死搏斗的，我们曾牺牲的默默守护的，都是同一条江，同一种生活。父亲用扁担挑回的，母亲在齐肩深水中接过的，乡亲们将血肉夯入堤坝的，正是这浑浊、沉重，却从未断绝的生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