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我经常从下午放学的门槛上直奔父亲任职会计的东风砖瓦厂，看电视只是其中一个理由。我每次冲进父亲的办公室，他十之有九都在拨打算盘，似乎有算不完的账。乌中泛着红的算盘珠子在父亲手指下的“啪哒”声中，将整个厂里的经费拨弄得一清二楚。凡我进去时，他会示意我喝水，在我捧紫砂壶前，他又会说：“慢点。”这既是对我打小毛手毛脚可能造成对壶的伤害的提醒，也是他对饮茶的一种态度。我哪里懂茶？一般只嘬一口。这一口，在兄弟姐妹中，也是我享受到的最多待遇。
　　茶还在口里，我便转身跑向坡下厂子的食堂。
　　长年戴着南布帽的做饭刘大爷，屋里，有个大人腰粗的铁皮桶，里面有我永远吃不够也仿佛永远吃不完的锅巴，他炕的锅巴又厚又脆，嚼一口香一天。无论哪次去，刘大爷都会将我两个裤子口袋塞得满满的，逢上开饭前，他还会从菜盆里夹一块油渣子塞进我的嘴里。我就这么去一回，享受一回锅巴宴。直到有一次在弟妹们面前显摆，姐姐戳穿了真相：“你吃一回锅巴，大大就要少吃二两饭！”我辩解：“是刘大爷给我吃的。”没想到，有一次，我在刘大爷处得到了证实：我每吃一次锅巴，父亲都要付他二两饭票。
　　父亲有一次对我说：“刘师傅每次称多少米做多少饭，就得收回多少饭票，这是厂里的规定……世上哪有白吃的锅巴？我不给他饭票，他就得赔。”
　　尽管我后来不再去刘大爷那里吃锅巴，父亲逢年过节还会用饭票兑些锅巴回来，兄弟姐妹们一起抢着吃，又是另一番风味与喜乐。
　　还有一件事，对我影响也很深。砖瓦厂有我玩不够也玩不尽的泥巴，瓦棚里、砖棚里，一池一池的，几个师傅都很喜欢我的顽皮劲，我不仅可以随意玩他们做砖瓦剩下的泥，而且他们还教我“手艺”，特别是做小瓦的韦伯伯，他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切泥条、如何上绷子、如何打坯形、如何撤绷子放坯，很快我就会做出一绷四块的小瓦坯子。我更多的是去脸上长有红痣的打砖师傅棚里，他的砖泥比瓦泥硬实，能捏出我想要的各种动物。
　　有一次，我捏了一把驳壳枪，请他装窑时放进去帮我烧出成品。试想想，有这么一把青钢一样的手枪，我在同村的小伙伴中会有多大威风。然而，这牛皮，我吹漏了风。
　　我再一次去厂里，先到了砖棚。在我追问下，砖师傅拎着砖模子指了指父亲办公室的方向。我还真去问了父亲，他瞪着眼说：“你还有脸问？那一支枪，占了两块砖的位置，一块砖八分钱呢。公家的窑都像你这样被占去了，还烧什么呢？你要是再到窑上乱七八糟地搞，以后就别来了。”
　　父亲从来不打我们，最急的时候不过用烟杆子在桌子拐上“咚咚”地敲两下，他能把话对我说得这么重，也是少有，小小的我掂出了其中的份量。
　　后来是烧窑师傅说，父亲值班检查装窑时，发现我的“作品”，坚决扔了出去。不过，我很快拥有了一支枪，是父亲用一块木板给我做的，它填满了我童年的虚空，充满了我幻想的心灵。
　　两件事，到后来的后来，我无论在部队带兵训练，还是转业到地方任职，时时处处事事以父亲身教为诫：从不去占他人一丝便宜，从不贪公家一分钱财。心净，一身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