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那时候粮食紧缺，馍是稀罕东西。一般人家平时很少蒸馍，只有农忙或者过年才蒸。
　　农忙时节，大人忙得连轴转，干的都是重体力活，不吃饱根本撑不住。有句老话说：“男人爱农忙，女人爱坐月子。”只有这时候，男人才能吃饱；女人也只在月子里才能歇一歇，吃点好的。
　　到我九岁，家里总算常年能吃上馍了。不过大多是玉米面蒸的，偶尔蒸麦面馍，也是带麸皮的黑面。就算这样，馍依然是金贵的，总比天天喝稀饭、吃玉米面搅团强。
　　每次蒸馍，母亲都会从面团里掐下一小块，拳头那么大，像宝贝似的泡在墙角的粗陶罐里。那是下次蒸馍的“面引子”。等到要蒸馍了，才拿出来和进面粉，一遍遍地揉。和好的面盛在陶盆里，盖上盖，放到温热的炕头，再用棉被捂严实。等一整夜甚至更久，掀开盖，手指一按，面蓬松弹起，用刀切开，里面全是蜂巢般均匀的小孔，这面才算发好了。
　　发一次面费时费力，所以每次都要蒸两笼屉。这么多馍，够一家人吃一个礼拜。那时候，家家户户好像约好了似的，都在卧房正中的房梁上吊一根粗麻绳，绳子下面绑一个天然的树钩，一般是枝杈多的槐木或榆木，剥了皮，磨光溜，就成了最牢靠的钩子。钩子上常年挂着一个竹篮。蒸好的馍就放在竹篮里，透气不容易坏，母亲总会拿一块白布盖在馍上。
　　起初我不明白为啥非要挂起来。后来才知道，这是农家人最朴素的智慧。那时的屋子都是土墙，老鼠容易打洞，馍放在盆里，就算盖了盖，老鼠也有办法钻进去糟蹋，猫也会偷吃，而且还容易坏。只有这梁上的篮子，四边不靠，成了真正的“空中堡垒”，让老鼠和夜猫干着急。
　　蒸一次馍就像打一场仗。白汽混着麦香飘满灶房，简直像过节。可两笼馍一家人吃不完，放久了，圆滚滚的馍上就会星星点点长出青绿的霉斑。那年代的人，对粮食有种骨子里的敬，绝不肯浪费。我常看见母亲做饭时，把长斑的馍放在灶膛口滚烫的灰边上，慢慢烤。一会儿霉斑就被热气赶走了，馍烤得金黄，咬开里面还是软的，带着一股焦香。有时候，她也把馍切成薄片，在热锅上用小火焙，直到两面焦黄，吃起来嘎嘣脆。那点霉味儿早被锅气和焦香赶没了，留下的还是粮食本分的甜。
　　这馍，悬在半空的，不光是吃的。它更像一种不用说的规矩，一种大人掌握的、过日子的节奏。我们这些孩子，整天在土院里疯跑，饿得前胸贴后背，跑进屋一抬头，就看见那只竹篮。它静静挂在那儿，散发着淡淡的麦香，像一只温和的眼睛看着我们。我们馋，我们饿，蹦着高伸手，最多只能碰到篮底，那冰凉的触感从指尖传来，可怎么也动不了它。它那么高，像隔着一层天。我们就懂了，那不是随便拿着吃的零嘴，那是一家人一天三顿的依靠，得等母亲在固定时候，踩着凳子，用那双操劳的手，恭恭敬敬取下来的“正经粮食”。只有等她解开结、掀开白布，我们才能分到自己那一份，坐在门槛上，慢慢地、珍惜地啃。
　　这种“够不着”的感觉，到过年时最明显。快年关了，平时只装馍的篮子忽然丰盛起来。腊肉、炸的馃子，也许还有几块稀罕的点心，都挤在里面。篮子重了，连那根老麻绳都显得更沉。香气也变了，不再是单纯的麦香，而是混着油香、糖香和肉香的一股浓得化不开的幸福味道。我们这些小孩子的魂儿，好像整天都被那篮子勾着。晚上睡在炕上，一睁眼，在朦朦的黑暗里，好像也能看见它圆乎乎的轮廓。它离我们那么近，近得能闻到味儿；又那么远，远得像天上的月亮。
　　那种盼头，那种因为“够不着”而变得更强烈的渴望，成了童年里最磨人也最甜的滋味。它教会我们的是等待，是珍惜，是知道这世上最好的东西都不是随手就能得的。
　　多年过去，土坯房早就换成了砖瓦楼，再也见不到梁上挂篮子的景象了。如今，街上好几家铺子卖馒头，我什么时候走过，蒸笼都冒着热气，雪白的馒头堆得像小山，随时能买几个，又软又香。人们再也不用费心养一罐“面引子”，不用在热炕头等一夜发酵，更不用为存吃的发愁了。食物都存在亮锃锃的冰箱里，随时拿，随手得。那种由“高度”和“辛苦”维系的庄严和神秘，也跟着没了。
　　可我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想起那根麻绳，那个树钩，那只竹篮。它悬在空中的，不只是一家人的口粮，更是一段清贫却温暖的岁月，一种被高高挂起来的、庄重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