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度返校时，冯老师是我的班主任。
　　那时他刚参加工作，我并不知道他仅比我大三岁。他中等个头，腰身挺直，头发纹丝不乱。性格内敛，看起来很是沉稳。平时穿一身合体的西服，上课讲着标准的普通话，显得文雅又洒脱。
　　因为放了两年多羊，我在班里是年龄最大的学生，站起来跟老师一般高。进了教室就感到与其他同学格格不入，像一只鹤立在鸡群中，而鹤还不自信，总显出局促而自卑的样子。加之我是第二学期插班的，没有多余的板凳，冯老师就让人找了一把椅子给我，更使我显得与众不同起来。
　　上课一两个星期，冯老师将我的作文在班里当范文读后，其他同学才渐渐对我有所了解。时间一长，我的作文在两个班里都开始被选读时，一些同学便对我投来异样的目光。
　　冯老师就趁热打铁，召集我们几个班干部，策划办一张油印小报，以此提高同学们的作文水平。名字是冯老师起的，叫《水滴》报，有“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之意，另外，水滴还具坚韧执著、以柔克刚精神，愿两个班这七八十滴水，逐渐能汇集成潺潺的小溪。
　　我们就请学校书法好的张老师题写了报名，很快抽出时间着手组稿和排版。我负责编辑，另外几个人负责排版、刻字和印刷。
　　当时学校里只有一台手提式油印机，大概半米见方的样子，放在学校的会议室里。于是，星期天的会议室就成了我们的“编辑部”和“印刷厂”。几个人就凭一支铁笔、几张蜡纸、一台小油印机，在很短的时间内，印出了一百张《水滴》报。那种刺啦、刺啦的油印响声与哗哗的翻纸声，有时候一直要响到深夜。
　　出报纸的那天，大家都很兴奋。看到校园里到处传阅着我们编出的报纸，那种骄傲和幸福的感觉，真是叫人脚都不知往哪儿迈。作为编辑，我们更是感到天都比平日要蓝一些。我们表面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内心却像一团烈火在燃烧。校长看到我们的报纸，也由衷高兴，觉得我们初二班出了学校有史以来的第一张油印小报，可喜可贺。
　　冯老师又嘱我们将报纸寄给县区内的其他中学，以此扩大报纸的影响。那段时间，同学们写作文的积极性普遍很高，尽管水平一般，但热度有增无减。我经常会收到各班送过来的手抄稿件。那些练习本上撕下来的诗稿，虽然没有几篇成样子的，但却能在字里行间体味出同学们在贫瘠生活之余所迸发出的丰富才情。我一边学习一边看稿子，常常在别人睡了之后，还躲在学校的配电室里“加班”。
　　那几年真是有些诗意盎然，就连校园的树叶摇起来都感觉韵味十足。在学生不足二百人的学校，老师算上后勤也就十几个，却最少有五个人在写诗。班里可能借不到《骆驼祥子》，但《诗刊》《诗潮》《诗林》却一纸风行。课本里的其他课文可以不看，但诗歌是必要背几首的。
　　冯老师在区级刊物上发了一首诗，全班每人买了一本当期杂志。那种对诗歌的热爱和崇尚，真是十二分的虔诚。黄昏来临，夜色笼罩，我们坐在教室里上晚自习。做完作业，猛一抬头，望见好几个同学都在翻阅那本素淡的杂志时，内心真是会被一种力量悬托起来。那种巨大的、隐形的诗歌力量，使人无端觉出了高贵。
　　那时我穿着露出棉花的棉裤，却要在最洁净的纸上留下诗句。冯老师知道我写诗，有时还帮着我投稿。不管发表与否，我总是像个最勤劳的农夫，一首接一首地创作着同学看不懂的诗歌。
　　在诗意盎然的校园，冯老师还组织我们全班给老山英雄写信，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有时还带我们去附近的山上转悠，回来练习作文。
　　直至我们上了初三，由于面临毕业，时间紧，我们才停办了报纸，取消了一些课外活动，一门心思开始迎考。
　　有一次，一个社会青年突然闯进我们的教室，他不容分说就踢了一个同学，还边打边问，是谁将砖块扔出墙外砸了他的头？我们都莫名其妙，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见其气势汹汹的样子，有人就跑去报告了冯老师。在那青年又要打人的时候，冯老师急匆匆赶来，他急忙喊了一声迎上去。可那人非但不听劝阻，还愈发暴躁起来，骂骂咧咧又要抡起拳头砸过来。冯老师没有躲避，而是伸手将其挡了回去。一面还像老鹰护小鸡一样，伸开两只不很健壮的胳膊，将身边的学生有力地往后推。我们都很害怕，吓得连话都不敢说，都站在原地怔怔看着。好在那青年没有继续纠缠，嚷嚷了一阵，就悻悻地走了… …
　　从初一到初三，冯老师将我们一手带了出来，从来没有让别人顶替或带过班。也就是那三年的锻炼，才使我真正掌握和巩固了词组的搭配和修辞的运用等基础知识。
　　遗憾的是，中考我落榜了。
　　在四处打工的日子里，我常常会想起学校的经历。不管咋样，重返校园都将是我成长过程的重要转折点。那段办报纸的经历，尽管耗费了我的一些业余时间，但是，我也从中学到了一些课本上难以学到的知识。还有那个突然闯进教室的社会青年，都使我难以忘记：如果那青年当时失去理智，如果冯老师未及时赶到现场，那后果将又是另一种样子。
　　落榜后我还去冯老师家里借书看。《瓦尔登湖》《忏悔录》等都是从他书柜里借着看完的。我的信件也多是由他给我代收，所以有事没事，我都会时常去他那里打扰。在经济最拮据的时候，我穿着旧皮鞋，还跟他张口借过钱，尽管数目不是很大，但也已经够使人感到不安了。
　　后来，冯老师调到省城当教师，我也跟着村里人到处打工，我们就很少再联系。待我也在省城的街头谋了一份差事后，给他打了电话，他很快就骑了摩托车过来看我。在人群熙攘的街头，我们就那么站着聊，聊生活、聊文学，俨然两个多年没见面的兄弟。匆匆告别时，看着一个比自己大三岁的老师，在暮色中骑车走远的身影，我的眼泪竟不由自主落了下来。
　　再后来，冯老师出版了他的诗集，已成省内小有名气的诗人。他不仅诗写得好，歌也唱得出众，有时还在比赛中获奖。幸运的是，我也在城里有了自己的二手蜗居，生活总算稳定下来。在钢筋水泥的都市，我们尽管为了生活各自打拼，然而，我们谁都没有丢掉或放弃个人最初的那些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