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剧作家陈耀进先生以抗战期间发生在池州的真人真事为原型创编的黄梅戏剧本《难民英雄》，被《新戏剧》大型文集汇编收录，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优秀文艺作品推出，旋即引起广泛关注。池州既是灵秀之地，又是英雄之地，在这片土地上，流传着各个阶段革命历史时期的英雄故事，犹如秋浦河水流淌不息。  
　　陈耀进先生多年来细耘深耕，在革命历史剧创作方面取得了颇为丰赡的成就，于黄梅戏舞台上，将方志敏、寻淮洲、宁春生、匡龙海、凌霄以及平民英雄杜含芳等烈士的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深入人心，让广大观众聆听了历史的回响，深受革命理想主义教育。同时，也让英雄的名字重新被人提及、被人铭记。历史与现实之间，这些名字如矗立在路边的碑石，对于现代人革命道路的选择，有着方向性的指引。  
　　不同于以往革命历史题材，《难民英雄》以一位底层知识分子自编抗日救亡唱本为入口，演绎了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池州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和一位知识分子殒身殉难的英雄叙事。  
　　剧本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年切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池州的土地，他们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狂轰滥炸，烧杀淫掳，无恶不作，涂炭生灵，暴行酷烈，民众逃难，前所未闻。贵池茅坦塾师杜含芳目睹了日寇暴行和人民苦难，怀着满腔爱国热忱奋笔疾书，编写了黄梅小戏《难民自叹》并亲自登台演唱。  
　　此后，该剧由池州抗建剧团秋浦班社搬演，广泛流传于大江南北，影响甚大，大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日军惊恐，不仅下令禁演，还对民间班社及民众严加盘查、追捕和残忍迫害。日军为追查《难民自叹》编演一事，抓住了戏班演员窦西子、小洪梅，刀枪相逼，严刑拷打。杜含芳为不殃及乡亲，不愿去异地逃匿，选择了挺身而出，甘愿用自己的牺牲保护民众。  
　　日寇在杜含芳家中搜查到了《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读本、《难民自叹》手稿和印有新四军字样的毛巾，随即对杜含芳千方百计威胁逼供，酷刑鞠讯。然而杜含芳坚贞不屈，缄口不告实情。其妻借探监之机，转告新四军游击队准备劫狱营救的决定，杜含芳坚决反对，恳求妻子一定要转告组织千万不可劫狱，免中敌人圈套，以保住现有的抗日力量。最后，舍生取义，壮烈牺牲。剧情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充分表达了杜含芳爱党爱国爱军民的高尚情操和坚定信念，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  
　　文艺作品的成功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如何让人物在戏剧舞台上发出耀眼之光，深深打动读者和观众，进而让这一形象深入人心，是对剧本优劣和对剧作家创作实力的巨大考验，尤其是将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搬上舞台，更是一种深度与难度的挑战。作者无疑在此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其对舞台艺术规律稔熟把握，以精巧的艺术构思，运用多种艺术手段，让读者和观众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对人物形象产生了新的认知，进而产生了极大的共鸣。  
　　艺术原型杜含芳（1897-1943），为池州本地贵池茅坦人，又名若蘅，字铁崖。以塾师为业，因兄弟排行第二，人称杜二先生。抗战期间，携家人逃难到青阳老屋章，其时目睹大批难民流离失所，杜含芳多次到贵池找国民党原贵池县政府要求救济难民。身为茅坦村联保主任，编写了一出黄梅小戏《难民自叹》，每到一处自行演唱，尔后找到了江南名旦洪连梓的秋浦班社，将其搬上舞台，在池州、安庆、徽州、宣城、芜湖等各地广为流传。于1943年农历2月28日，杜含芳被捕入狱，后被日军杀害于贵池东门外三羊墩。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必须秉持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尊重，其人物形象与价值内涵方能启示当下，激励当代。历史题材带给观众的，不仅仅是平面地了解历史，而是能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在现实中前行。  
　　对于这一有真实原型的人物形象塑造，编剧的创作原则是，以真实为基础，以艺术为手段，用典型化的手法，既真实再现历史真实，又在历史真实的大背景下去纤毫毕现地揭示人物的爱恨情仇、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在被时光漫漶的历史记忆中，去真实还原人物内心的情感纠葛与生死大义，惟其如此，才能更为生动、形象地还原人物的真实面貌。  
　　作品将人物的精神展示，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置于社会动荡、民族危亡和个人遭际的风口浪尖，以情感的剧烈冲撞，来为人物塑形。剧情的开篇，是日寇的铁蹄践踏我中华大好河山，战火燃遍池州大地，钟灵毓秀之地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让人物的内心忧急如焚。  
　　亲眼目睹日军人神共愤的残虐暴行，身为难民的杜含芳夜不能寐，悲愤难抑，遂奋笔疾书，创作出唱本《难民自叹》。家仇国恨是他义无反顾走上反抗道路的感情基础。随着剧情深入，人物形象逐渐丰满。《难民自叹》经由秋浦班社推出，演员们冒着生命危险排练公演。作者借秋浦班社班主洪连梓之口道出了《难民自叹》的巨大影响力：“茅坦杜二先生写的这出戏揭露了日寇惨无人道屠杀我中华同胞的罪行，哀叹沦陷区难民妻离子散、无家可归的苦难，深受新四军、游击队和广大百姓的欢迎”。广泛而巨大的社会反响，引起了日军的高度恐慌，巨大的危机正一步步迫近，叙事渐入高潮，正是在恶浪将至的险恶环境之下，更进一步凸显出杜含芳临危不惧的英雄本色。  
　　在德国戏剧家莱辛看来，呈现人物性格是文艺作品中至为重要的手段和旨归。展现英雄人物具有的精神品质，呈现人格光芒，需要将其置身所面临的压力、痛苦甚至迷茫，甚至是生死的考验。秋浦班社主要演员窦西子、小洪梅在登台演出《难民自叹》时被日寇和汉奸抓捕，面对酷刑折磨，缄口不供《难民自叹》的作者，二人生命危在旦夕。剧情至此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同时也在杜含芳的心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他不能忍看同胞罹难，于是大义凛然给日酋写信并亲手交付，承担起一切责任与风险。这一剧情的安排，淋漓尽致地凸显出人物将生死置之度外，勇于担当的人格魅力，和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  
　　情节的细腻把握与推波助澜，赋予了人物多维立体的艺术真实。在剧中杜含芳面对凶恶如豺的敌寇，坦然自若，同样是他革命英雄主义的完美体现。当日军在汉奸琚德铭带领下前来抓捕他时，他泰然自若：“我在这里等着！你们不要伤害我的学生，不要伤害戏班演员和无辜百姓，我跟你们走！”掷地有声的话语，在历史的天空回响，让观众感慨唏嘘，落泪动容。  
　　明知死亡在前，为同胞，为家国，却可以慷慨以赴，古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歌，而舞台上的杜含芳吼出的是为民免遭涂炭，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豪言壮语。同样是为信仰而赴汤蹈火，心系国运与苍生的难民英雄的形象更为高大，更为感人至深。  
　　当真正的死亡威胁到来，这对于所有的人生，都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正如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说出的“生与死，这是个问题。”随着剧情的发展，人物完整的形象也呼之欲出。怯懦者，会选择出卖灵魂，苟且偷生。而真正的英雄，轻生死重大义，将为信仰而谱写生命最绚烂的篇章。剧本中杜含芳的英雄形象，正是在这个高潮中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  
　　最后一章，杜含芳身陷日寇的监狱，受尽各种酷刑的折磨，日寇几乎穷尽了他们兽性的想象力，将杜含芳折磨得奄奄一息。杜含芳拒不供出新四军和游击队的秘密。面对探监前来的妻子，面对妻儿老小，面对生死抉择，可以想象其内心经受了怎样的煎熬。英雄同样是普通人，同样有着对亲情与人生的眷恋，但在千钧一发之际，心中的信仰定会战胜一切私欲，而毅然决然去选择杀身成仁。  
　　一位真的猛士，真的英雄形象随之矗立起来。杜含芳拒绝了新四军、游击队为他而准备劫狱的计划，并且表白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他不变的信仰和坚守的组织原则，英勇和忠诚在他生命底色里再次熠熠闪光。他在狱中高唱《难民自叹》，揭露日寇滔天罪行，从容慷慨走向刑场，完成了凤凰涅槃式的精神升华。  
　　更为可贵的是，除了塑造杜含芳这一形象，作家还把笔触伸向了窦西子、小洪梅这样的配角。作为梨园弟子，这样的社会底层民众，同样具有觉醒的民族意识，热心投入《难民自叹》演出活动。身陷囹圄时，面对敌人的酷刑，不肯供出《难民自叹》作者杜含芳，表现出高度的民族气节。同时戏班班主和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也如熊熊烈火，燃烧在池州大地，让日寇畏惧胆寒。这些人物的塑造，与杜含芳的形象相互辉映，犹如众星捧月，构成这片土地上的英雄图谱。深情的土地，勇敢的人民，正是抗战救亡坚如磐石的牢固基础。  
　　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戏剧家博采众长，撷取了其他各剧种的精华，尤其是语言风格上，吸取了诸多剧种及民歌民谣语言中的趣味和特色，增强了艺术表达的效果，增强了故事出神入化的渲染力。故事的“底色”以当时江南乡村生活为背景，依据对敌人斗争的实际情形有序展开，情节跌宕起伏，剧情矛盾凸显，冲突激烈，环环相扣。生活场景富有乡土情趣，令人提神醒目，有地域意象美，特色鲜明。该剧语言朴实生动，唱词优美，令人惊叹的是剧中数百句的唱词采用形象感人、气势磅礴的黄梅戏舞台艺术语言，段段上仄下平，合辙押匀。这种看似简单的功夫在当今戏曲剧本中能如此完美呈现是难能可贵的。  
　　本剧注重通过对唱词与对白的创作，和其产生的艺术表现力，将剧中的角色人物形象浮雕般地呈现出来。面对日寇相逼，杜含芳大义凛然地唱道：“休看我裹铁链戴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一句话我也不会多说，只有汉奸卖国贼才会求饶弓腰。中国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毒刑拷打也算不了什么！宁可一死也不用你们下镣铐，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哈哈哈），不管魔鬼怎么逼供我也毫不动摇。这就是中国人铁骨铮铮的自白，总有一天日寇汉奸一个也逃不掉。”再如杜含芳劝慰其妻：“你要挺得住，你要坚强！你夫我永远会心红胆壮志如钢！”  
　　多么质朴的语言，情感真挚，字字句句掷地有声，是人物刻画和剧情发展的有力推手，它揭示出英雄身上所蕴含的革命意志与革命精神；它穿越时空，振聋发聩，用历史的细节所发出的光芒，照亮现实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