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祖母之前先辈的坟都葬在江北怀宁。
　　大概是某一次灾荒，我曾祖父这一辈举家从江北搬迁到了江南。对生在江南长在江南一个偏僻小山村的我来说，江北江南于我来说本没有什么不同，不知道有什么不同，是因为我并不知道祖上居住的江北该是怎样的生活。
　　幼年的快乐像风一样走得匆忙。渐渐长大，脑子里开始记事，也渐渐懂事，成长的烦恼自然也生长开来，也才从过年过节中知晓一些江南和我们江北老家那个村庄过节风俗的不同。从江北过江迁徙江南，大都是因避战乱或灾荒，本没有什么家什可以带来，逃难的先辈倒是把一辈辈传承下来的乡规民俗悉数带到了江南，那是记在心里的事，应是跟着才是更贴切。当然也有例外，我们这几户人家过小年的时间就与在江北老家时不同，江北老家和江北大多数地方不一样，是腊月廿三过小年，到了江南，也是腊月廿四过小年。
　　俗话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无论怎样的年景，年都是要过的。乡下人把过节向来看得重，尤其是过年，那是不能不讲究的大事，有许多的仪式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哪怕穷困潦倒,哪怕居无定所，心中依然存有对节日的期望，存有对未来的期盼，而对传统习俗的坚守是最好的坚守，因为那存于血脉之中。
　　对到了江南晚一天过小年这一改变传统的做法，我小时候竟提出疑问甚至表达不满。当然这质疑与不满并不是因为我对文化传统的笃定与坚持，而是因为那时物质的极度匮乏与食色香的诱惑，这也成了我长大记事懂事后的一个烦恼，不是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偏僻山村里一个把吃肉当作奢望少年的烦恼，没有精神上的高大上，只有物质上一点小欲望。
　　我小时候居住的那个大山深处的小村庄，方圆几十平方公里，山峰耸立，沟壑交错，几十户人家散住在山谷之中，人丁兴旺时也不过千人，大都是不同朝代从外地迁徙而来，真正算得上当地原居民的只有寥寥几户人家。
　　这个只有不足百户的小山村，却有个不同的习俗。村里人家的小年大都是腊月廿三这天过，却偏偏我们这几家当年一同从江北逃荒过来的把小年向后推了一天,腊月廿四过小年成了我们几户人家的习俗。那时过小年没有特别的情况是可以吃上一顿肉的，所以很羡慕腊月廿三就能过上小年的小伙伴。那个年月，过年和吃肉有很大的关联，每年除了过年过节能吃上肉，平常是没有吃肉的理由。尤其是对于家境差的，吃肉与过年过节基本上是一个意思，能吃顿肉就是过年过节，再穷过年过节也一定能吃上一顿肉，这是谁家也不会破的生活底线。晚过一天比早过一天的人家晚一天才能吃上肉，这对于把吃上一顿肉当作一种奢望、平时想都不敢想的孩子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仅仅是晚了一天吃上肉，我心里的郁闷却是那样强烈，甚至于提出了质疑与抗议。现在想起来，小屁孩心中的那点疑问想得到大人的解释同样也是奢望，大人们并非不想解释，整日劳作的大人也是想吃肉的，只是他们当着孩子的面嘴上不会说罢了。
　　得不到大人任何解释的日子里，成长没有停下脚步，在渐渐长大的日子里，我从母亲一日复一日艰辛劳作的疲惫中慢慢体味到悟出点道理来了。
　　每到过年过节，就是再没钱也会想方设法称上几斤肉过节的。其实那时候乡下人每年过的节无非就是除夕、端午、中秋这样的传统节日，不同于现在要过的节是如此的五花八门。除夕、端午、中秋这三个节日也就是乡下人常说的“一年三节”。这3个节日，也大致把一年分成3个时段，是再也不能少的。我小时候就固执地认为这3个节日一定是生女儿多的人家坚持再也不能减的，是无论如何也要过的。我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3个节是出嫁的女儿必须要回娘家看节的。这其实是祖上传下来的风俗，养育之恩是要报的，不是我的这点小眼界。在我们村，大凡有女儿出嫁的人家，因为有了这祖上传下来的风俗，是不再愁过节那天的生活改善了。因为女儿女婿回娘家看节，是一定要备礼物的。春节的礼单一般要复杂一些，2斤猪肉是必不可少的标配，且还要是那种肥肉多的五花肉，倘若带多了骨头，娘家人是不高兴的。那时乡下人是很讲究这点面子的，少有出嫁的女儿不照料父母亲这点面子,就是再难，都是要想办法在这3个节日里回到娘家看节的。这样理所当然的礼节，在我们家却不是那样自然可期，母亲对大姐出嫁后婆家日子的艰难给出了超乎寻常的理解与包容，一年3节，大姐夫是可以只看春节这一个节的。母亲是极好面子的，早就猜到左邻右舍的会说起这事，便主动为大姐夫端午、中秋不上门看节向乡村们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路远农活忙一天不能打个来回，不上门看节女婿家的礼数都是到了。这自然是母亲主动为大姐婆家托辞罢了，那过节的礼物其实并没有如母亲说的那样捎过来了，或许偶尔也有过那么一两次罢了。
　　过节不过节对母亲来说，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同，也并不能算得上一件重要的事。在母亲的心里有更重要的事，日日劳作的母亲舍不得停下忙碌的脚步让自己轻松一下，肩上一家人生活的重担让母亲无暇顾及除了劳作之外的任何事情。没有上过一天学堂的母亲，对孩子读书格外看重，就是家里的生活再艰难，学是不能不上的，让我们几个孩子吃饱饭上学堂才是母亲心中的大事。
　　对过节并不重视的母亲，对我上学后过上的六一儿童节是格外的看重。我想母亲并不知道六一儿童节的由来,实际上她知道这个节日的由来对她来说并无实际意义,与她是否看重这个节日并没有特别的关系。她所关心的她所看重的是她疼爱的孩子在这一天应该是快乐幸福的，她心里挂念的就是怎么样让她的孩子快乐起来感受幸福。我对第一个六一儿童节的记忆，至今依然清晰。那时家里穷,我只有一件还算穿得出去的衬衣,也是我夏天里上学最喜欢穿的一件,但这样体面一点的衣服不是天天都能穿着上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前一天夜里,母亲特意把那件衣服洗干净,准备明早我好穿着这件体面的衣服上学,母亲知道这一天我的胸前将系上红艳艳的红领巾,那自然是要配上一件整洁干净的衣服。六月的江南雨水多，潮气重,晚上洗的衣服到了早上还是湿的。细心的母亲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晚上睡觉前就专门生了一盆炭火。第二天天刚刚蒙蒙亮，母亲就赶早起床，将我的那件体面的上衣小心翼翼地放到早就预备好的箩筐上，下面放上预先备好的炭火，等我起床时衣服就烘干了，穿到身上暖暖的，就在这样温暖的里我有了那温暖幸福的节日。我的第一个“六一”已过去40多年，那日清晨穿上那件整洁白衬衫的情形恍若昨日，是那般清新温暖，对母亲的思念也在这温暖里凝结成泪水浸润双眼。
　　母亲把这样的温暖同样给了她疼爱的孙子。2009年国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正在读小学6年级的儿子参加了首都国庆各界群众庆典游行。之前进行了很多次彩排，都是凌晨就起床赶到指定地点集合。母亲怕耽搁了时间误了孙子的大事，每次都是头天晚上干脆就不合眼睡觉，好准时叫孙子起床，并备好一切要带的吃的和用的东西，绝对是一件不少。儿子跟奶奶开玩笑说，奶奶这也是演练呢！国庆前夜，母亲更是比谁都紧张，从晚上把孙子从家里送走，就再也坐不住了，在家里来回踱着步,天亮之后,就急切地催着打开电视,她盼望着早一点在电视里能找到她疼爱的孙儿。母亲一直盯着电视，生怕错过了在电视里见到宝贝孙儿的镜头。我几次对母亲说，群众游行方阵通过天安门的时间还早着呢，更何况在人山从海的人群里怎么可能见到她孙儿涵子，但母亲就当没有听见我的话，一直盯着电视寻找。手捧花束的少先队员方阵是最后一个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游行方阵，当他们像潮水一样涌向金水桥,母亲双眼紧紧地盯着那花海一样的收视荧幕，她是在那人海花海里寻找着她孙儿的身影，母亲兴奋地说，我看到涵儿了！我绝对相信那一刻母亲所说的，因为我懂得母亲那一刻的心情！儿子那天回到家时，母亲与他在门前合影，照片里的母亲是那样的幸福与满足，没想到的是那竟是母亲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26天后，母亲病逝于北京，那天正好是农历九月初九，九九重阳节，第二天就是母亲七十七岁生日，母亲的生日也是父亲的祭日……